地攤上的詩行序

這本厚實的《地攤上的詩行》擺放在我的桌子上。王學忠在電話和書稿附言里都說，他和作者陳才生都希望我寫一個序言。“序言”乃是續在文本之后的話，從這個意思出發，我就寫一點由這本著作所引發的感想。

王學忠是近三十年出現的杰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從生活底層踏上精神高地，為弱勢群體唱出時代壯歌”（賀敬之語）。他出生在新社會，作為新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員，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還沒有完全獲得經濟上的解放，屬于那個龐大的弱勢群體，但另一方面他熱愛新中國，熱愛社會主義。他在詩歌中熱情地提出申請：“我要入黨”，要像革命前輩那樣，“在中國/在有些人丟掉了信仰/做了糖衣炮彈的俘虜/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的時候/依然胸懷革命理想”。（《我要入黨》）他大聲宣告：“我們的信仰是馬列主義/為普天下窮苦人翻身解放/幸福可丟棄、生命不俱亡/化作巴士底監獄的血與火/南昌城頭的刀和槍?！保ā队啦煌督怠罚┧踔帘硎荆词沟沽?，也“跌回1921/南湖船上的那個夢”。（《我不相信》）正是立足這樣的精神高地，他把信仰和詩歌握在手上，擁在心中，在新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不可 一世的文化舞臺上， 獨行特立，無所畏懼地發出人民文學的新聲。他詩歌的大部分是對尚不如人意的社會現實的針砭，是對世界資本主義秩序所造成的人類生存異化的抗爭，是對假丑惡的申斥和征討。他的思情，背靠著一個偉大的階級及其“核心力量”，沒有奴顏卑膝之態，以“真”為骨，以“雄”為氣，以剛健強勁為美，是一尊雄性之石，是不流淚的太陽。他有一個成長的過程，有些詩歌也難免淺近，激越卻偏于直，醇厚不足。但積三十余年的歷練，就如同他所訴說，“我知道風兒朝哪個方向吹”，他的那些代表性作品秉持著自覺的階級意識、人民意識和詩美追求，以新中國主人翁的宏大抒情，為創新當代中國文學提供了值得珍視的特質和經驗。

《地攤上的詩行》，這個書名很好，凝聚了陳才生教授對王學忠詩歌的理解，它使我想起趙樹理。趙樹理開始從事創作的時候，感到當時“文壇太高，群眾攀不上去，最好拆下來鋪成小攤子”，立志要做“文攤文學家”，把寫出的作品“夾在小唱本的攤子里去趕廟會”，供走動于地攤上的底層群眾閱讀，去奪取文化的陣地。王學忠的心與趙樹理相通，他不是用詩歌取悅權貴，而是來自“地攤”，抒寫“地攤”，服務“地攤”。趙樹理最終開創了為人們所學習的“趙樹理方向”，從一個方面推動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王學忠是否可以這樣呢？這是完全可能的。自朦朧詩運動興起之后，詩壇大體呈多元生存的態勢。就整體說來，在中青年詩人中基本上存在著三類寫作。一類奉行西方啟蒙理性主義，標榜“普世價值”，不去觸動固化了的利益藩籬，哼唱著宇宙人生的優雅之歌，一類持守非理性主義，以反價值的姿態，從事于后現代主義的解構運動，他們各有得失，但都有一個共同性頑癥，即疏離勞動者大眾的接受要求。第三類便是新起的底層現實主義詩歌，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磨盤之下中國特殊土壤里頑強生長的人民文學的新芽。它不是憑空捏弄出來的幻像，“初級階段”土地上的精神傳承、中堅力量對社會主義殊死持守所顯示的震憾人心的實踐，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效應，不能不激起有別于上述一、二兩類的新靈感，新語言，從而造就新的詩聲。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中就不斷涌現著年輕的打工詩人，他們真實訴說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中一個新生群體的生存狀況，抒寫了有別于資產階級意識的異樣情志，向社會提出了主體地位、主人翁尊嚴的頑強要求。在這個底層新詩寫作群體中，王學忠以他的實績引領風氣，成為具有影響力、號召力的代表。從而在新世紀的文壇，與稍前的張承志等人，與同時期的曹征路等人，在各自的領域呼應、挺立，努力著，共同彰顯新的歷史境遇中的中國文學精神，具有標示主流方向的價值。

王學忠自從事詩歌創作以來已經出版《未穿衣裳的年華》（1990）、《流韻的土地》（2000）、《挑戰命運》（2001）、《雄性石》（2003）、《太陽不會流淚》（2005）、《地火》（2009）、《我知道風兒朝哪個方向吹》（2014）等十余部詩集。因為沒有特殊背景，也沒有專門性的經院把他引入書齋，所以似乎還不能說登上了“大雅之堂”。盡管如此，風行于下，地火燎原，他的這些新中國主人翁血淚拌和的真情歌哭的實際影響是令人振奮的。一方面貪腐黑惡勢力咬牙切齒，一些“公共知識分子”也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卻生出了一個廣大熱情的王學忠詩歌的閱讀群體。國內外上百名詩人、詩歌和文學研究者撰寫評論研究王學忠的文章，已經有評論集《平民詩人王學忠》（2003）、《王學忠詩歌現象評論集》（2006）和《底層書寫與時代記錄》（2013）公開出版。

如果大體劃分一下，這個王學忠詩歌閱讀群體由四種人構成。一是廣大下崗工人、打工仔、 底層平民，他們之所以喜歡王學忠的詩歌，因為這些詩歌發出了他們的聲音，唱出了他們的理想愿望，就如同他們的前輩喜歡《小二黑結婚》、《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荷花淀》、《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一樣。二是革命文學、社會主義文學的代表者，如賀敬之、魏巍、劉章、雁翼等人，他們年輕時代的創作與王學忠詩歌表現生活的進路、藝術的風格顯然不同，但他們興奮地看到了這個年輕人“人民本位”的詩寫原則，看到了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未來和希望，因而雖然離休歸民，依然無畏地肩住歷史的閘門，引導王學忠，關懷他，放他到為底層放歌的自由天地里去。三是始終置身底層的文化工作者，他們和王學忠是朋友、知己、同志，是王學忠詩歌的第一批讀者，王學忠因為有了他們的支持、切磋和相依為命，才增添了信心，避免了孤單，提振了實力。四是出身底層并始終與底層聲息相通、從事教育文化工作的博士教授，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價值理想和精神追求上也許與王學忠并不完全一樣，但王學忠詩歌鮮明的人民性，挑戰命運的人民激情，使他們感知了王學忠詩歌不朽的精神，并由此體會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所以就如同其中的一個評論者所言，“我們應該以當年賀知章評價李白的姿態來評價他，我們應該以當年聞一多評價艾青、田間的姿態來評價他，我們也應該以當年別林斯基評價普希金的姿態來評價他”。他們的熱情介入，深化了王學忠詩歌的接受效果，擴大了王學忠詩歌的影響?？傊?，從這個閱讀群體，我們真切地看到了王學忠詩歌的民間性，獲取了王學忠詩歌的民間效應?！罢嬖娫诿耖g”，王學忠詩歌的價值正是由于這個廣大民間的認同而得以確證，得以定位，而不容詆毀。

正是出于對王學忠詩歌歷史地位、精神內核的感知，出生農家的陳才生才舉多年之所積，歷時近二年，一氣撰寫了《用生命種詩》和《地攤上的詩行》兩部研究王學忠的專著。陳才生是王學忠的同好，與王學忠的交往已有 二十個春秋。他2013年回家還和77歲的老母親一起到地里摘南瓜，母親“把成熟的南瓜一個個熟練地摘下，像接生婆一樣輕輕地放在荊籃里，并自豪地說，“都是我種的，你把它們帶走，炒著吃正好”。陳才生說，母親“那慈祥而慷慨的微笑，那在風中飄動的滿頭白發，永遠定格在我的心中”。看來，這個老人直到終老還在土里刨食，并以此為榮。 陳才生作為王學忠詩歌閱讀群體中第四種人的一個代表，從他的生養之基獲得了生命和精神的饋贈，目前的這兩部書為王學忠立傳，闡釋王學忠詩歌的思想內容和美學內涵，揭示王學忠詩歌現象得以產生的社會根源，及其與民族精神、左翼文學傳統的關系。這是王學忠詩歌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無論是資料發掘、理論建構還是思潮辯析，都具有相當的系統性和綜合性。將會對普及王學忠詩歌，深化王學忠詩歌的影響發揮重要作用。而且，這一成果，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個案，為打破八九十年代出現的獨尊西方近代啟蒙理性主義而僵化了的“20世紀中國文學”構架，建設科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提供了新的支撐。

閱讀《地攤上的詩行》，我以為如下兩點特別值得看重：

一、全書秉持歷史的、美學的批評分析方法，在社會轉型、文藝思潮流變的背景上，緊密扣實王學忠個人命運及創作道路變遷和文本實際，又重視開掘王學忠詩歌廣大深遠的民族傳統、左翼源流和接受效應，把一個具體的個案放在了一個以經濟為基礎的錯綜復雜的網絡結構中進行考究、透析，從而形成了科學的認知思維，正確地論證了王學忠詩歌的思想內容、社會價值和審美價值，得出“王學忠詩歌的真價值在于他的人民性、時代性和情感的真實性?！c中國古代《詩經》樂府的文學傳統，與中國現代的左翼文藝思想，構成了草蛇灰線的內在聯系，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是現實主義精神在中國當代社會的具體體現”——這樣一個基本觀點。這是符合實際并經得住文學史檢驗的真理之談。此其中，有關王學忠成長與發展的外部資源的論述尤值一提。在王學忠眾多的交往者中，作者特別突出了以人民為本位的一批五四后革命作家在王學忠成長中的作用，這就具體而具說服力地揭橥了人民文藝主流統系薪火相傳的不竭生命，以及王學忠詩歌的歷史傳承性。也正因為立論的公允和清醒，所以作者面對有關王學忠詩歌的種種觀點，就能夠有一個明晰的分辯，而且能夠在分辯過程中擊濁揚清，淋漓酣暢地捍衛了以王學忠為代表的新的現實主義詩歌存在和發展的歷史合理性，為新世紀文學中一個新的、舉足輕重的審美增長點的成長清理視聽，掃除偏見。

二、全書在全面論述王學忠詩歌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過程中，充分重視了王學忠詩歌的美學特征，闡釋了王學忠詩歌美學的時代內涵及其在創新當代詩歌中的重要價值。作者通過對王學忠代表性詩集 《挑戰命運》、《雄性石》、《太陽不會流淚》、《地火》、《我知道風兒朝 哪個方向吹》的解讀，和對其中的“雄性石”、“不會流淚的太陽”、“噴涌而出的‘地火’”、“探測社會動向的‘風標’”等核心意象的開掘，在縱橫比較之間，較為準確的把握了王學忠詩歌的美學內涵。作者認為，王學忠以崇高的“為民而歌的詩學理念”和“警世駭俗的民謠”，針砭“矯飾丑陋的社會暗影”，血性抗爭，憂國憂民，昂揚著“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其源遠流長的底層文學傳統，“平民詩人”的特質，“工人階級”的操守，構成了詩歌的“主體立場與抒情倫理”；其對生活真相的揭示及真話的個人言說，真人格的呈現，悲慨的詩歌主調，體現了“真詩的品格”；其“紀實理趣與意象營構”，“語言的粗糲之美與藝術通變”，顯示了詩歌藝術審美“這一個”的獨特追求。這樣，作者就改變了王學忠詩歌研究中偏重于思想內容的現狀，也回答了非議王學忠詩歌缺乏美學品藻的不實之論，在深化和拓寬王學忠詩歌研究的同時，也就為當代新詩的評論和研究開啟了一個較為全面的、有說服力的話語空間。

王學忠的詩歌創作還在繼續，對王學忠的研究也在繼續。從陳才生的這本《地攤上的詩行》，我們看到了由王學忠所透露的新世紀人民新文學的希望，也看到了研究和推動人民新文學的發展是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這里面有大學問，有一個開創中國文學新局面的大學問。

2015年8月8日時值立秋于安徽大學

（原載陳才生著，《地攤上的詩行》新華出版社2015年11月）

張器友，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從事20世紀文學思潮、延安文學和新詩研究，出版《李季評傳》、《近五十年中國文學思潮通論》、《當代中國文學藝術論》、《現當代文學思潮散論》、《抗拒不了的傳統：以延安文學為中心的歷史性閱讀》、《20世紀末中國文學頹廢主義思潮》、《桐城派與五四新文學》、《毛澤東詩詞賞讀》等著作10余種，主持并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1項，省部級社科規劃課題和精品課程課題各1項，教育廳社科規劃課題3項。